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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近平在寧德?系列采訪實錄之七:“習書記在寧德是以‘三個先、三個再’原則開局的”
發布時間:2019-06-13 21:58:52 作者: 點擊:
來源:《學習時報》作者: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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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采訪對象:湯金華,1940年2月生,福建莆田人。1988年任寧德行署副專員,1990年12月任專員。其后任福建省水利廳廳長、省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。

  采 訪 組:田玉玨 薛偉江 李 政

  采訪日期:2017年6月2日

  采訪地點:福州市湯金華家中

  采訪組:湯廳長您好!我們聽說您和習近平同志是1988年一同到寧德上任的。請談談你們最初結識的情況,以及當時寧德的狀況。

  湯金華:從1988年算起的話,我和習書記共事的那些日子距今快30年了,但感覺并沒有那么遙遠,很多事至今印象深刻。

  我們最初的緣分是“四人四同”。根據福建省委對于調整和加強寧德班子建設的考慮,省里選派4位同志分別從幾個方向一起匯集到寧德,一兩個月之內先后到位。我記得很清楚,習書記是1988年6月初從廈門到寧德的。7月,省里調李敏忠同志,從省委辦公廳到福鼎縣任職,后到地委工作。我和許美星同志兩個人分別從省經貿委和省計委過來,8月8日報的到。我們4個人還都是“單身漢”,就是說沒有帶家屬,同住一棟樓,同吃一個食堂,甚至一同運動,飯后散步。宿舍樓與軍分區一墻之隔,樓下有個小門,推開進去就是軍分區院子。如果我們4個人都在家,在食堂吃完飯就會不約而同到軍分區走走路,邊走邊聊工作,無所不談。過去大家沒有交集,因為這樣一個機緣,走到一起,相處得非常融洽。當時很多人都稱我們4個是“快樂的單身漢”。

  當時閩東的狀態大概可以歸納為5句話:班子不全,貧困后進,“杜案”影響,人心繁雜,期望值高。首先是領導班子殘缺。老書記呂居永同志超齡主持工作多年,班子缺口沒有補充。其次是貧困后進。寧德又叫“老少邊島窮”地區,全省經濟排名最后一位。還有“杜案”影響。“杜國楨案”是以“對臺貿易”為名進行走私的重大案件,案值2320萬元人民幣,首犯杜國楨被依法判處死刑,當時一個副專員、幾位縣級領導和一些企業廠長都牽涉其中,在寧德甚至整個福建省震動都非常大,一些干部的工作熱情受到影響,情緒非常低落。然后就是人心繁雜,對寧德發展的前景有人樂觀有人悲觀。有的人焦慮,說誰能來幫助寧德發展呀,這里太落后了。有的人又悲觀失望得很,認為寧德“天生不足”,干什么也沒有用。總之什么聲音都有,思想上很混亂。最后呢,大家期望值又很高。大家知道習書記從廈門過來,又有中央高層的背景,就認為寧德一下子可以實現跨越發展了。實際上,這是不現實的。當時國家的宏觀形勢是治理整頓,控制基建規模,大的項目不能上,已經上了的有的也要下馬。

 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我們4個人到了閩東,其中2人到行署,2人到地委,充實了兩套班子。近平同志是地委書記,李敏忠同志任地委組織部長,我和許美星是行署副專員。到寧德之前,省委領導同志找我們談了話,提醒我們閩東很困難,工作不好做,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。我們都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。

  采訪組:你們在那樣的背景下到寧德,習近平同志作為班長提出了哪些發展思路?

  湯金華:現在回憶起來看,習書記做事很有自己的方法論,我把它歸納為“三個先、三個再”。一是先調研再發言。他不是一來到寧德就有了現成的答案,馬上就講出一套東西,而是鮮明地強調,按照原來地委的部署,該怎么做就怎么做,然后立刻下去調研,把寧德9個縣跑了一遍。二是先思想再行動。閩東人的思想需要統一,統一了才能團結一致形成力量。三是先敬人再敬己。尊敬尊重是相互的。習書記對在閩東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尊敬,尤其尊敬兩種人:第一是閩東的駐軍。他對部隊的同志特別尊重,常常拜訪他們,了解情況,征求意見。第二是老同志。那時候寧德離休同志很多,不少都是在閩東工作了十幾、二十幾年退下來的,習書記經常向他們請教工作中遇到的問題,談自己的想法。面對寧德當時那種形勢,他就是本著這樣“三個先、三個再”原則開局起步的。

  1988年9月,習書記在充分調研思考基礎上提出了“弱鳥先飛”的思路,他認為,要除去悲觀、樹立信心,多談優勢、淡化貧困,明確目標、貴在實踐。為什么是這樣的布局呢?因為當時寧德干部群眾的悲觀情緒比較嚴重。落后的現實,加上“杜案”影響,各種各樣的“等靠要”思想流行,如果信心不樹立起來,工作怎么干得好?所以要轉變觀念,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。當然,干也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。習書記提出的主要目標包括三個層次:第一是擺脫貧困,第二是脫貧致富,第三才是奔向小康。那個時候還沒有提全面小康。我們剛到閩東,還正處在一個擺脫貧困的階段,離脫貧致富有相當的差距,只能逐步先富起來,才能談小康,否則說得再早再好也沒有用。因此,對于這種理念和思路,要贏得大家發自內心的認可,然后才能在實踐中收到實效。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中,可以看到他關于脫貧工作的態度和要求是一貫的。中國有這么多人,不從整體上根本上擺脫貧困,就無法談真正意義的現代化。今天總書記講,脫貧路上不要讓一個人掉隊,就是這個道理。擺脫貧困,始終是他心靈最深處的情結。

  在推動工作中,面對治理整頓的形勢和各式各樣的論調,他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。第一,雖然治理整頓期間不能上新項目,但前期工作不能松。不僅不能松,還要加強。這是一個很新穎的觀點。閩東后來一些大項目,前期實際上都是那時候開始做的。他帶著我和許美星一起跑北京,跑國家計委和有關部門。這些部門的同志很坦誠地告訴我們,現在要馬上給你們立項目下文件很難,幾乎不可能。但是工作你們堅持做,項目的前期推進不能停,做好充分準備,一旦條件成熟就迅速啟動。盡管如此,習書記認為搞好基礎設施建設是寧德經濟發展的大前提,所以還是在積極爭取之下修通了寧德到羅源的汽車專用線。當時的汽車專用線和現在的高速公路比起來,標準可能稍微低一點,但實質都是一樣的。今天我們從寧德到各縣去的這段路,就是當年的汽車專用線。我們還搞了桑園電站和黃蘭溪電站等,為閩東后來工業發展奠定了電力基礎。穆陽溪梯級電站是后來建的三級40萬千瓦項目,前期工作都是當時我們做的。第二,治理整頓對于閩東來說恰好是個發展機遇。這也是習書記提出的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。他指出,治理整頓是為了加強內部管理,更好地提高效率。無論是農業方面還是工業方面,在市場不好的情況下,提升競爭力,搞集約式發展,都很有必要。他的這些觀點跟別人不太一樣,不是說治理整頓就沒事情干了,而是大有可為,正是需要牢牢把握的發展機遇。

  習書記在寧德的會上經常講,閩東的發展,不能不急,也不能太急。當時寧德在福建9個地市排名最后,和其他地市差距大,不能不急。但也不能太急,太急了脫離實際,得不償失。他提出發揚“滴水穿石”的閩東精神,要一點一滴扎扎實實地做下去。他還多次提出一句話,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,強調做事要善始善終,不能是今天加油干,明天碰到困難就退縮了。一旦確立好目標,就沉下心來,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擺脫貧困,不能說一下子就要奔小康了。工作要抓緊,更要扎實,久久為功才是正道。

  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在寧德提出“四下基層”的工作要求,您能談談這方面情況嗎?

  湯金華:“四下基層”是習書記來寧德后帶動起來的一套制度性工作要求,堅持得很好,核心是轉變工作作風,密切聯系群眾。其中第一項要求——信訪接待下基層,我參與得比較完整和系統,主要說說這方面情況。

  為什么首先是信訪接待下基層呢?因為當時的社會狀況很不樂觀,來信來訪問題非常突出。閩東的來信來訪是最多的,信訪量全省排第一。每次聽說省里領導來了,就可能有人拿出一條紅布拉起來,跪在那里攔訪,領導們碰到這種情況也沒辦法。該怎么辦?習書記說:“老百姓上訪說明他們有話沒地方說,沒辦法了才來找我們。他沖上來攔車,也不容易,至少要打聽出來領導什么日子來,什么時候從這里過。我們要辯證地看待上訪,要打主動仗。”他說,上訪看起來是件消極的事情,但多數情況都是事出有因,關鍵的問題還是出在上面。所以要多為老百姓著想,不要怕“訪”,主動深入基層,把接訪當成研究和解決問題的好機會。

  信訪接待下基層,是1989年初地委召開工作會議之后啟動的。先由地區班子成員和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大的接訪組,到了某個縣,再把縣班子的主要領導加入進來,共同參與接訪。時間一般選在周末,地點在學校里。大的接訪組一分為四或者一分為五,每個組里都配有地委的同志和縣里的同志,一組占用一個教室。來訪群眾排好序,一個一個把自己的信訪材料拿過來,我們認真接待,認真研究。

  這項工作開展起來之后,逐漸形成常態化,地委每個月都組織接訪組到一個縣里接訪一天。每次信訪接待之前,還要在縣里大造輿論,或進行廣播,或發通知貼告示,必須告知到每個老百姓。“第一炮”就選在霞浦縣,第二個月到福鼎縣,再往后到福安縣,直到9個縣輪一遍,用了將近一年時間。

  每次信訪接待之后,各組要把收集到的問題分門別類,然后請地、縣各部門把問題領回去解決。基本的要求是,每一封信、每一個群眾反映的問題都必須答復,不管能不能解決,都必須有所交代。信訪接待下基層,廣受群眾歡迎,來信來訪量隨之急劇下降,除了幾個“硬骨頭”問題,幾乎都沒有了。

  按照規定,地委和行署各位領導要輪流參加信訪接待下基層。但難能可貴的是,習書記全程參加了每一次信訪接待,而且還特意交代我每次都和他一起去。

  習書記經常給我們講,下基層接訪其實是一種很好的調研,可以掌握很多一手情況。每次接訪開始之前,在籌備工作之中,縣里都要全面介紹情況,這是一個學習了解的機會。在接觸群眾時,又能了解很多實際情況,這些都是坐在機關辦公室里得不到的。我感覺,“四下基層”的制度里面,滲透的是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,非常鮮明地體現了習書記執政為民的立場和情懷。

  采訪組:在您與習近平同志共事期間,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嗎?

  湯金華:1989年春夏之交,寧德縣和福安縣交界地村民發生了激烈沖突,習書記臨時決定讓我去處置事件,這次經歷也讓我感受到他的做事方法和智慧。

  寧德地區有一條河叫做霍童溪。這條河流到東海去,入海口有一個島,叫云淡島。島上有個云淡村,屬于寧德市蕉城區,有3000多人。自古以來,這個島處在江海交界的地方,村民靠水吃水,民風比較彪悍。島對面有一個村,屬于福安縣的下白石鎮,叫南浦村。這個村人不多,只有500多人。兩個村正好都處在海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,每年到了固定的季節,灘涂上自然生長出很多蟶苗,遍地都是,兩個村子的人都爭著去撿,撿著撿著就搶了起來,最后甚至動起手來。這邊說是我的,那邊說是他的。這種爭斗從歷史上就不乏先例,從明朝打到清朝,從清朝一直打到1989年。只不過這次矛盾糾紛鬧大了,演變成械斗,傷了很多人。500人肯定打不過3000人,所以斗得最兇的時候,南浦村的500多人都被打到山里面躲起來了。這邊云淡村的人就沖到南浦村民家里面,一通打砸,把人家屋里的生活用品都毀了。

  我當時到現場看完,就回來向他匯報,說這事牽扯到兩個縣,只能由地區來協調處理。習書記聽了,就決定叫相關部門來開會。當時地區管農村的領導是福安人,管政法的領導是寧德人,誰出來說話對方都不服氣。結果,習書記突然點了我的名,讓我來想辦法處理。他說:“拋開歷史上的爭斗不管,我們是共產黨領導,有黨的各級組織,要有起碼的覺悟,決不能給這種爭斗私利的事情再留空間。”

  習書記的話給了我很大啟發,讓我聯想到寧德歷史上一個處理土地糾紛的案例。清朝的時候,古田縣屬于福州府管,寧德縣歸福寧府管,兩個縣相鄰,曾為一塊山林打過官司,也是一邊說是我的,另一邊說是他的。爭執不下,就跑到省里面找巡撫。可鬧來鬧去,誰都拿不出證據。沒想到巡撫開口說道:“寧(‘寧’的繁體字)一心,德一心,心心偏向;古十口,田十口,口口無憑。”既然都沒有證據,就把此地收歸省管,到此為止。由于行政區域變動,這段山林今天在屏南縣黛溪鎮與蕉城區的分界處。

  隨后我就去約見了兩縣領導尤其是兩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進行協商,給他們做思想工作,講明在共產黨領導下,不允許出現這種違法亂紀的事情。為避免今后再出現類似事情,就把有爭議的那塊灘涂上交歸地區,由地區水產局來管這塊地。兩個村誰都不能再私自去捕撈養殖等,更不允許打架。事情很快平息了,我給習書記匯報處理意見,他表示支持和贊同。2010年,習近平同志來福建,還關心這件事,知道雙方沒有再沖突過,感到很欣慰。這件歷史遺留的問題,他考慮比較周到,對于應該怎么處理,也給我有一個交底,如果把精力集中在分割利益上,缺乏互尊互敬的態度,事件就可能留下隱患,甚至擴大升級。

  采訪組:習近平同志離開寧德以后,根據您的了解,他還對寧德有過哪些支持和幫助嗎?

  湯金華:習書記很重情義,離開寧德后,仍然十分牽掛寧德的發展。他到福州任市委書記的時候,曾經幫助寧德解決很多發展問題。當時福州的第一化工廠是個效益很好的知名企業,要搬遷,搬去哪里,大家爭得很厲害。最后習書記在充分發揚民主、綜合考慮后,拍板說:應當遷到寧德屏南。這個企業就是現在的榕屏化工廠。

  寧德市區現在規劃建設得頗有些規模,與他當初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。當時習書記已經到省里工作,省僑辦手里有一筆重要的土地資源,就是寧德人民圍海造地的東湖塘華僑農場。上世紀60年代,越南和印尼排華,為了安排兩國的華僑歸民,省里辦了這個農場。到了90年代,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,這批華僑大部分去了香港,農場就成了有待開發的寶地。得知這個事情,我們就跑到省僑辦想要這個農場,可省僑辦也沒有決定權。我們就找到習書記,請他代表省里向國家僑辦申請,最后就把這萬余畝土地批給了寧德。寧德市區后期的發展,基本上就是在這片農場土地上鋪開的。

  最近還有一件事情。1952年,國家政務院專門下發文件,指示解決畬族兒童上學問題,辦了一批小學,專門招收畬族的孩子。到了1958年,這批孩子小學畢業了,考慮到畬族的文化總體比較落后,國務院非常重視,就決定成立一所中學,這就是寧德民族中學。這所民族中學,無論是國務院還是省里,都十分關注。習書記在寧德期間也多次關心,說:“教育方面我們寧德相對比較落后,但是民族中學的牌子是很響的,因為人無我有,這是閩東的特點和優勢。”這所學校建校50周年的時候,習書記已經調走了,但他還專門給這個學校題了詞。

  采訪組:在您個人與習近平同志的交往中還有哪些記憶猶新的故事嗎?

  湯金華:從我個人感受來講,可以用4個詞形容習書記:隨和、謙遜、善良、剛正。他為人很平和,不造作,也沒有架子。我們經常飯后一起散步,無話不說。由于我年長一點,在福建工作經歷較久,有些風土人情,他很喜歡向我咨詢了解。他待人很友善,但也很剛正,小處不滲漏,原則問題不能破。許多平時非常好的朋友,帶名貴禮品來看望他,或者是節日生日,想表示個“意思”,他都不接受。他總說:“我不需要這些,正常的往來最好。”

  2012年,他來福州調研,還把我們這些在寧德共事過的老同志們叫到一起,開了個座談會。大家暢所欲言,無話不談,最初安排40分鐘,實際聊了快兩個小時。他跟我開玩笑說:“我要批評老湯啊。”我一愣,心想習書記以前都沒有批評過我,現在怎么會批評我?他接著說:“當年你們家愛人做的興化粉真好吃啊!可就是你們那里的風俗習慣太糟糕,客人來了,女同志不能上桌。”的確,在寧德的時候,他經常到我們家里吃飯,我老婆每次都炒興化粉(莆田特產)給他吃。20多年過去了,他卻沒有忘記這些小事,讓我非常感動。

  總的來說,在與習書記短暫的共事經歷中,我有三點突出的感受。一是親和力,他待我們好像兄弟一般。二是信任感,我們對他可以無話不說,他決定的事情,都是對的。三是欽佩感,對他的學識、才能和作風都由衷的敬重,歷久彌堅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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